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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体进口少
栏目分类:其他资讯   发布日期:2020-01-13   浏览次数:

去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办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规则的一次全方位升级,除原有的市场准入审查和日常监管外,提出了对股东的穿透式监管。近年来,反洗钱监管不断升级。2018年7月,中

  去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办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规则的一次全方位升级,除原有的市场准入审查和日常监管外,提出了对股东的穿透式监管。近年来,反洗钱监管不断升级。201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连发4份关于强化各类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的文件,要求各类机构全流程强化反洗钱工作。10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于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此次《通知》进一步严格了银行业保险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要求,有利于加强反洗钱的日常监管。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目标,从推动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保险机构体系,完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金融产品体系,精准有效防范化解银行保险体系各类风险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中国金融新闻网)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平衡不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意见》从银行保险机构体系、优化融资结构、金融产品体系、多元化风险处置政策框架等方面为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明确了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即到2025年,实现金融结构更加优化,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保险机构体系。公司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为规范融资租赁公司经营行为,统一业务标准和监管规则,引导融资租赁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银保监会起草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银保监会将根据各界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办法》并适时发布实施。《办法》共六章五十五条,包括总则、经营规则、监管指标、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及附则等,主要内容有:一是弥补短板,完善经营规则。明确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范围、融资行为、租赁物范围以及禁止从事的业务或活动。完善融资租赁公司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关联交易、计提准备金等制度,同时明确融资租赁物购置、登记、取回、价值管理等其他业务规则。二是从严监管,落实指标约束。为引导融资租赁公司专注主业,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合规监管约束,设置了部分审慎监管指标内容。包括融资租赁资产比重、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比例、杠杆倍数、业务集中度等。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分类处置。针对行业现存的“空壳”“失联”企业较多等问题,提出了清理规范要求。按照经营风险、违法违规情形,将融资租赁公司划分为正常经营、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经营等三类,具体明确三类公司的认定标准,指导地方稳妥实施分类处置。四是明确职责,加强监督管理。明确银保监会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并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提出了具体要求,完善监管协作机制、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监管谈话等内容。(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近年来,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偏离主业、无序发展、“空壳”“失联”等行业问题较为突出,亟需建立健全审慎、统一的制度规范。《办法》出台的目的是引导融资租赁公司专注主业、回归本源。因此,《办法》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约束,新增加了部分审慎监管指标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并未涉及融资租赁业务的行政许可问题。关于融资租赁业务是否需要设置行政许可,目前各界争议较大,未来是否设置需要进一步观察。

  2020年1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要做好长期需求管理,尽快通过加快城镇化来推动中等收入人群倍增。

  他说,从过去抓供给、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转到需求管理,特别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政府真正发挥作用,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我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需求。同时,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比如,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可否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而在需求管理方面要多下功夫。”

  李稻葵提出,中国经济应启动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新的发展模式与过去41年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因为大的形势变了,过去41年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讲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我们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靠学习。二是我国部分利用了国外的市场,利用国外的市场拉动了一批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而这两件事目前碰到了困难,国外的市场进一步开放更加困难,国际贸易体制正在走缓,甚至正在走回头路。怎么办?必须把中国经济真正打造成一个大国经济,走大国发展道路,一是核心技术要自己去创造,这个创新的过程也不是闭门造车,也需要不断学习,包括送留学生出去,以及学术交流。二是必须真正挖掘出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并做好自己的大市场。

  从现在开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总体思路要逐步调整。要从过去主要关注供给方,比如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转向对长期需求的管理和释放,要想方设法释放出长期需求。现在有两个大的调整方向,第一,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复杂需求进行管理,更多释放中等收入人群的复杂需求。这就考验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了,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落实到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要营造、释放中等收入人群的复杂需求。第二,要尽快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国人的需求,尤其是进行长期需求管理,这需要政府真正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日报)

  2020年1月10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文表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创新的方式必须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但是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每年以7%或者更高的增长速度、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以7%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也就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来发展,而且持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经济体就能够大大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有何秘诀?为此,世界银行成立了增长委员会,由斯宾塞和索罗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20多位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中工作并且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成员给予研究。他们发现这13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5个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第二,它们都实现了宏观稳定;第三,它们都有高储蓄、高投资;第四,它们都是市场经济或者转向市场经济;第五,它们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委员会主席斯宾塞教授经常应邀到发展中国家演讲,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就向他请教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斯宾塞教授的回答则是这五个特征是成功的药材,但不是成功的药方。我们中国人知道单单有药材没有药方还是治不了病的。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这5个特征暗含了一服药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经济体必须按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

  首先,在劳动力多、资本稀缺的时候,发展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技术应该是多用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技术。反过来讲,如果资本积累了,资本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到那时候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用的技术就必须是用机器来替代人。这样的产业和技术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在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阶段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只能给予保护补贴,不让外国产品进来竞争,这个产业才能生存。同时,自己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不到必要的资本也发展不起来,可以出口的东西就少。所以,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体,一定是出口多,进口也多,违反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体进口少,出口也少,所以,开放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其次,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各个产业的生产成本低,会有竞争力,自发的危机就会少,这个经济体自然会比较稳定。反之,如果违反比较优势而发展,生产成本高,各个产业没有竞争力,整个经济当然就不太稳定。

  再者,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各个产业有竞争力,能创造利润,储蓄就多。而且,按照比较优势来投资产业、采用技术,回报率会高,自然也就会有高储蓄高投资。

  所以,开放、稳定以及高储蓄、高投资其实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的结果。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怎么会愿意遵循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呢?这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这个经济体的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如果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时候,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企业家为了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就会进入到能够多用便宜的劳动力少用资本的产业,那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采用的技术就会多用廉价的劳动力替代昂贵的资本,这样的技术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反过来讲,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资本是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是相对昂贵的,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就会进入到能够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的产业,也就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并多用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

  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体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只有一种制度安排也就是竞争的市场,各种要素的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竞争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制度前提,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能够使得生产时的要素成本达到最低水平,但是产品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则还需要有低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高低则决定于是否有完善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否有合适的金融安排支持企业的投资,是否有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和执行企业间的合同等,这些影响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只能靠政府来提供。同时,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必须有先行的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入到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也就是进行创新,先行者要比后来者冒更大的风险和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不管成功和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先行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

  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包括新技术和新产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创新必须结合比较优势,并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才能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过去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情况,拔苗助长去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说在资本很短缺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现代化的大规模的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等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些产业看起来很先进,技术也很好,实际的结果是发展起来的产业没有竞争力,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北京日报)

  2020年1月7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文表示,中国之所以增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因为有结构性动能。过去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动能是基建、房地产、出口等,进入中速增长期后,这些老的增长动能对存量稳定依然重要,但对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大了,下一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挖掘与中速增长期配套的新的结构性动能。

  第一个新动能是通过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首先,大都市圈是“小分散、大集中”,在疏解原有核心城市过重负担的同时,还可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村人口进城,也包括人口的城际流动。可以预见,中国将会出现三五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圈,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其二,制造业从城市中心转到都市圈周边小镇,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分享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好处。此外,大都市圈城市网络扩张也将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带来新机会。

  第二个新动能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经济中还有不少低效率的洼地,主要问题是基础产业领域市场准入不够,缺少竞争。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都比较高。

  第三个新动能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就业者和大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可能很大,但他们的能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开始就营养不良,上学的时候缺少机会,工作的时候也缺少门路。他们在整个经济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机会不公平的状态。所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根本上说,还是要促进机会公平,重点是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是贫困地区年轻一代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四个新动能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对这部分人来说,尤其对城市人口来说,商品消费已经比较充分,服务型消费则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这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消费等。

  第五个新动能是前沿性创新。数字经济是中国近些年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明显。首先是市场大,收入处在快速增长期。数字经济对市场有非常强烈的依赖性,只有比较大的市场才能形成商业模式。其次,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强。我们看到中国在数字领域已经有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

  第六个新动能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治理,还包括绿色的消费、绿色的制造、绿色的融资、绿色的创新。中国需要逐步形成一个绿色经济体系。绿色经济不仅是做减法,更多是做加法和乘法。(新浪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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